朱思林

　　1978年水乡洪湖的初春，寒气依然逼人。15岁的我已经辍学回乡半年多了。我开始过上了放牛娃的生活，在牛背上打发着那迷茫的日子。牛儿在湖边吃着草，而我则常常久久地望着湖水发呆。初春的湖面结着一层薄薄的冰，坦荡无垠，一望无际，少年的眼前只是一片苍茫。

　　我的辍学回乡是被迫的。因为我是“右派分子”的子女。1977年的夏天，我初中毕业了。论政治表现，论学习成绩，不论是老师、同学，还是我本人，都乐观地认为我肯定应该升入公社高中。我还记得毕业那一天，我们坐在教室里等待老师们来颁发毕业证书，并宣布明天参加初升高的考试名单，教室里弥漫着同学的惜别之情和对新的人生憧憬的快乐。在欢声笑语中，我们的班主任黄老师走了进来，他面无表情地径直走到我的面前，说：“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。”我懵懵懂懂地来到他的办公室，黄老师不着边际地大肆夸奖了我一番，然后突然又沉默下来，过了好一会，他才说：“有件事我们必须现在告诉你。我们很痛心，我们很惋惜，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，但我们无能为力。公社教育组决定取消你的初升高的考试资格。你就不要准备明天的考试了。原因我不说你也清楚，就是你的家庭出身……”他一个劲地说着一些话来安慰我，我的脑子里是一片空白，而我幼稚的脸上却是一片少年郎无所谓的微笑。我随黄老师回到欢声笑语的教室，在同学们的注视中茫然地坐到座位上，泪水禁不住从我的眼眶中汩汩而出，在老师和同学们的一片静默中，我失声痛哭。

　　不过，我第二天还是参加了考试。就在这考试前一天的下午和晚上，好心的而且不死心的校领导、老师和我的家人，冒着盛夏的酷暑，在夜色中敲开一家又一家的大门，进行着最后的努力和游说，终于说服了一位成绩极差的女生去报考高中文艺班，而将其初升高的名额让给我，老师们深更半夜的诚恳努力也打动了领导们。

　　考试前的一小时我拿到了经过特许的、贴着那位女生照片、写着那位女生名字的准考证。

　　我的考试成绩名列榜首，但我的录取却又成了问题。一位因考试成绩不合格而落榜的学生家长，也是一位公社的领导干部，怒气冲冲地来到教育组，甩下一串话来：“我们的教育应该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，为贫下中农服务的。我是贫农的后代，我的孩子是贫下中农的子女。你们的学校不录取贫下中农的子女，却要去录取一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子女。我要问问你们，你们的学校是为什么人服务的？！你们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？”

　　结果是可想而知的。我最终还是没有被录取。

　　此后不久，全国恢复高考，我们生产队一位家庭出身不好的考生被录取了。大家纷纷将这一喜讯告诉正在放牛的我。1978年春节后的一天，还是那位好心的黄老师来到我的家中，向我和家人透露着春天的消息。他说：形势已开始变好。10多岁的孩子呆在家里太可惜，一棵好苗子也糟蹋了。他希望我重新开始，春天开学后就到他的班上再读初中的最后一学期，然后考入高中，继续深造，多学点知识。

　　1978年的夏天我顺利地考上了高中。我父亲的“右派”问题也已解决。两年后，我这个“右派”的子女考上了大学。从此我的人生和祖国的历史一样，翻开了新的一页。

　　《时代潮》杂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