标题:王朔（一）


　　王朔背景：

　　1976年毕业于北京第四十四中，后进入中国人民海军北海舰队任卫生员、1980年退伍回京，进入北京医药公司药品批发商店任业务员，1983年辞职靠写作维生。

　　1978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，自84年初处女中篇小说《空中小姐》发表在《当代》后，迄今已创作二十二个中篇小说、三个长篇说，大约一百六十万字，并创作了数十集电视剧。

　　1997年1月赴美。

　　1997年7月回国，从事自由写作。

　　王朔录音（一）：

　　按中国人说籍贯的算法，我算是辽宁人；按外国算出生地的习惯、我生在南京。在我六个月大的时候，我随父母来到北京。

　　我的生日是一个有意义的日子，8月23日，那天是我们万炮齐轰金门的日子。

　　我的文化程度不高， 是文革高中， 在北京的三里河那一带上的，后来我到北海舰队当兵去了，当卫生员，海军这个兵种战争性质挺残酷的，一打起来整个船都沉，所以进了海军之后，上面也没怎么让我们学东西，我是去当卫生兵的， 受训时间应该算是长的了， 但也只用了半年时间。

　　当了四年兵之后复员回北京，安办把我分到医药公司当卖药的了。

　　我在医药公司其实什么都没正经干，算是个业务员吧，描述这个工作的性质说起来特复杂，也就是糖、盐水之类的东西药量比较大，药店一般从药厂直接发货给医院，我就是药厂方面管开票的。那几年，我每个星期都要去一次光华路第一制药厂拿一回单子，然后下帐。

　　1983年我辞职了，从那时候自动下岗直到今天我都没有再就业过，我当年挣的工资很低，一个月也就三十六块钱，所以我觉得自己给公家干不干都无所谓。

　　
　　要说我的写作生涯应该从挺早就开始了，我在部队的时候就开始写东西，具体的时间大约是在1978年，84年在《当代》杂志发表的《空中小姐》是我最早的一部中篇，在这以前，我的东西也发出来过，但那都是些短篇小说之类的，东西都很差，很难看。后来我就一本一本地写书，写到今天，我总共写出中、长篇小说二十多个。

　　从医药公司辞职之后我一直靠写小说挣钱，这样做比在国家单位工作的收入要强。我挣钱最多的时候大约是在92年到95年，后来钱不是那么好挣了，自己的书卖了几年之后不如过去卖得多了，而且对我的有些书籍社会评价不一，最后就不出版了。

　　我想也是，我的这些书已经在中国卖了十年左右的时间，是不会象刚开始卖的那么好。面对这样的状况我无非得走两条路，一条是再写、另一条是别找其他办法去挣钱。我当然愿意走“再写”这条路，但当时我已经开始写得不好了，自己觉得自己渐渐写不出来了。

　　事实上，自92年之后，我的创作就基本上已经停止了。

　　我想，写不出东西来主要是我自己的原因，因为前几年写得太多了，总想找一些更新的东西写，但是这样的东西已经越来越难找了。

　　这样一来，文字出来之后就显得特别干瘪。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我那时候写了一些电视和电影剧本，常写这些东西把我的文字感觉写坏了，因为写小说和写影视完全是两回事，尤其是写电视剧，它只是简单地要求你描写一些动作性场面，这和小说要求具有文字魅力不一样。

　　这种标准弄“拧”了之后，对我的文字感觉伤害比较大。

　　再后来就一直没有恢复过来，怎么写怎么不对。

　　回忆起自己能捕捉到文字的年代，那时我靠的是“天份”（笑），当然也靠北京的生活氛围促成。我是用口语写作的，我没受到过文字教育，不象有些人能够成为知识的奴隶。

　　中国的文字和口语分开的，我原来一直认为书面语言是不可能被写成很好的文章的。但是这个观念后来被一些好的、年轻的作家改变了，但是我自己做不到。我也不必尝试。那些人中很多人过去是诗人，所以才能把书面语言写成那样，我不行。 　　
　　
　　我年纪大了之后，写作成为我的一个非常孤立的生活状态，我和人群的接触慢慢少了，从84年开始一直到98年，基本上都是闷在屋子里自己写东西，所以我对社会上新的流行语言都不知道了，或者说都不能身同此受了，这对我的口语化写作是一个最大的、致命的破坏，所以我开始觉得自己不能再彻底地搞口语化写作了，彻底的口语化作品应该在自己比较年轻的时候写。
　　
　　这时候，我又看了很多老作家的复辙，那就是他们年纪大了之后仍然用年轻人的口吻写作，那就让人毛骨悚然了，我不喜欢那样，中国的那一辈老作家最后都还有国家给养起来，但是到了我们这一茬，从小人家就没养过你，现在你也不是人家亲生的。当我一没有文字感觉了，就觉得什么故事也没法写了。

　　其实，这里面的真实情况应该是我有故事要写，但就是没找到一个好的表达方式。这种情形一直延续了好几年。实际上我直到98年才找到新感觉。具体地说，准确的时间应该是在98年春节以后找到新感觉的，也就是说，我已经在文字方面反复进行过各种各样的尝试了，最后终于找到 合适的表达方法和一个合适的文字感觉。

　　我对自己的新感觉没法判断，但是我想，我的这个新的写法和新的感觉跟以前是不一样的，虽然没有脱胎换骨变得像英语那样，但还是有变化，也许有人将来看到我的新东西时会认为我没有改变，这我就不知道了，一些中国知识分子的偏见比较强，可能就会认为我的新东西还是过去的那一套。我在找到这种感觉之前的这几年里，我每年都曾经不断地用几个月的时间悄悄写一些东西，但是结果往往让我灰心，对于写得不好的东西我一般都扔，这么写怎么也写了有二十多万字。

　　东西写得不好，我宁愿把它扔了，因为你如果要换钱的话就得拿好东西去换，不能拿次东西出去，不然对方一下就会觉得自己这方面不值了，从你这方面来讲也不可能一下子换到很多钱。其实真正象我们这种以写作为赚钱目的的人，对作品质量的要求其实都是非常高的，不敢随便把东西端出去，因为我们总还会有一个对自己饭碗珍视程度的考虑。

　　写作的人写出东西来总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看到，如果不想让别人看的话我可以写日记，没有必要拿去出版。但是话又得说回来，对于读者，我们又是不可能迎合的，再说读者的水平也非常不一样。我假定自己代表中国某一个广泛的人群，我只需写作我自己满意的东西，那么和我生气相求的人就会喜欢这个作品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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