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这样，神话在爱玛的眼睛里显形了。那就是受邀到昂代维利埃侯爵府上作客。侯爵正为竞选众议员，重入政界活动：布施、演讲、承诺、举行舞会。包法利夫妇有幸进入他的视线。爱玛在小说、画册和浪漫曲中得到的神话的摹本，这时候竟化为真实的场景。一切都是真切的，活生生的。意大利风格的城堡，功名显赫的祖先的画像，放着枝形烛台和银餐具的餐桌，神情庄重的膳食总管，四组舞，沙龙舞，男宾，女宾，以及男宾和女宾的私通。而她差不多已经介入了这幅神奇的图画，成为画中人。有一位子爵不是和她痛快淋漓地跳了一大场舞，还有那么一小会儿妙不可言的对视？这个晚上可是叫爱玛开了眼，她终于身临其境。于是，没有理由不相信，她原是有可能幸福的。在回家路上，爱玛捡到了一个锈着纹徽的烟盒，它被爱玛认作是子爵的遗物。这个烟盒很像是那只水晶鞋，是一个证据，证明那个神奇的夜晚确曾发生过。不过，在这里，情形正相反，水晶鞋不是在王子手中，而是在辛德瑞拉手里。午夜十二点宵遁的也不是辛德瑞拉，而是王子。这就决定了事情将按生活，而不是神话的轨迹发展了。

　　此时，令人想起了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·卡列尼娜。安娜为爱情抛弃的，不正就是爱玛的理想？在最后的时间里，山穷水尽的爱玛卑屈地走进公证人家中借钱，她竟还能注意到公证人餐厅里的摆设——“‘这才叫餐厅’，爱玛心想，‘我想要的不就是这么一间餐厅吗。’”所以，确实，爱玛的理想并不是梦幻，而是现实。不过，是别人的现实，而非她的，她的向往只是因此有了做梦的外表。真正追求梦幻的是安娜·卡列尼娜，因她有着特别强烈的热情。这热情使她远离现实，超凡脱俗。就如她卧轨之后，渥伦斯基的母亲说的：谁让她有那么多的热情？她有那么多的热情，对谁都没有好处。而爱玛呢，“在热情浪漫中间透出一股讲求实际的意味”。在此，所谓自然主义不得不流露出它的限制。由于他们不相信生活的偶然性，过于忠实“普通生活的平常进程”，于是，便失去了超凡脱俗的可能性。爱玛的悲剧，远不及安娜的高尚，她只是凡俗的悲剧。

　　好，在经历了那个神奇的晚上之后，平常的日子就变得不可忍耐。虽然握着“水晶鞋”，王子却一去不返。为了治疗爱玛的抑郁症，他们迁去了永镇。外省风俗，在这里展现了全貌，也为爱玛“设想成为另一个样子”的梦幻剧演出布置了舞台。这样的循序渐进，层层展开，真是和谐的秩序。自然主义的写实技能又在此焕发出光彩。这个外省的小镇，既沉闷又风趣，既庸俗又天真，既邪恶也守着良知，固定不变却又暗藏着自然的永动性。就看你从哪个角度看了，而忠诚的写实就是提供给人各种看的角度。非常奇异，从同一种描写中，竟可以引出决然相反的感受。这倒是自然主义的好处，它保持平衡，能够将有机状态的生活搬上小说。

　　与爱玛曾经生活过的乡间，无论是娘家贝尔特，还是夫家托斯特相比，永镇简直就是个城市了。它有行政机构，比如镇长迪瓦施先生，有宗教事务，比如神父布尼齐安，教堂执事莱蒂布德瓦，有法律部门，以吉约曼先生的公证人事务所为代表。商业也很繁荣，有金狮客栈以及其竞争的法兰西咖啡馆，有时装服饰商勒候，同时还做着放债和贷款的勾当，所以，永镇又有了金融活动。它人口比较集中，有长住的居民，也有流动人口，比如金狮客栈的包饭客人，莱昂先生。这样，它就形成了一个小社会，多少有了一些机会。苛刻的自然主义，也只能给爱玛的浪漫剧这样一个舞台了。莱昂是剧中第一个露脸的角色。